跟着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明朝。
明朝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出现许多进行长途贸易的地域商帮，渐渐的形成了十大商帮。十大商帮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几百年来雄视海内而不衰，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之称。
晋商兴起于明初，因抓住了给新疆的军队输送粮草的机会，获得了贩盐的特权而迅速发展起
来。徽商的历史要早一些，他们是明朝的徽州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贩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他们受到政府保护，实力雄厚。晋商和徽商都是从贩盐起步，然后涉足其他行业，慢慢发展起来的。但是他们在治理模式上差别较大。徽商是以宗族与血缘关系治理商帮内部关系，而晋商是利用地缘关系，约束商帮成员的。
一、徽商和晋商的相同之处
诚信经营为本
徽商在商业交往中，基本能从诚信出发，去追求利润。在日常经营中，徽商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互惠互利等美德，反对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义行为。徽商之间十分注重互助共济，“义”是维系和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晋商也讲究以诚待人、货真价实，注重与顾主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晋商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们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但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
攀附权贵获利
徽商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善于攀附权贵，通过钱权交易，获得某些特定货物的垄断经营权，从中牟利。徽商在明朝时就把两淮盐引的特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也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清代扬州的八大盐商，徽商就独占其四。徽商重视教育，注重对子弟的培养，这些培养出来的子弟又在发达后成为徽商的政治后盾。
晋商也一直附庸权贵，他们支持政府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清朝的税收和京饷，往往都是由晋商借支垫汇。晋商也凭借这种做法，当上了皇商。
兴也忽，亡也速
徽商与晋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封建政权的依赖性很强，依靠垄断特权获利。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再，必然烟消云散。
二、徽商和晋商的不同之处
对读书态度的不同
徽商是亦商亦儒的儒商，他们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徽商们致富后，总要在家乡兴建书屋，督促子弟读书，教育本族子弟，重教兴学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通过读书，提高了徽商的素质，也给了他们家子弟跻身仕途的机会，反过来又能成为徽商的政治靠山。
晋商刚好和徽商相反，他们认为经商致富是光耀门庭之事，功名则是一文不值的。许多山西人放征书本，弃儒从商，以经商为荣，形成了山西“学而优则商”的风气，把经商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这是晋商与徽商最大的区别。
财富观不同
徽商致富以后，侈靡之风大盛。他们中的很多人追求享受，大造园林别墅，衣服舆马动辄数十万。他们有私人厨师，有私人戏班产，姬妾成群。徽商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外，将利润大量用在建别墅、置族田、修书院上，很少有把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的。而晋商大多克勤克俭，他们的财富很少用于自己享乐，而大多用在购置良田土地上，有民谣称:“山西大褥套，发财置地养老少”。
治理方式不同
晋商采用票号制度，遵循避亲举乡原则，选择凯发真人娱乐的合作伙伴;而徽商重视宗族，多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计。
徽商既是企业的财产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管理日常事务的掌柜没有多少实权。晋商采取股俸制，商号设立股份，经理、掌柜多是具有一定股份的股东，可以参与年终的分红，大财东平时不得随意干预日常业务及人事安排，与今天的股份公司有点类似。
信仰不同
晋商把关公当做偶像，宣扬关公的“忠诚信义”理念，达到建立商帮内部道德的目的。徽商把朱熹当做偶像
，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用朱熹理学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约束行为。
晋商、徽商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因为地域文化不同造成的。徽州拥宗族制度发达，徽商首领大多本身就是宗族的族长，他们既经营商帮，又管理宗族事务，所以很容易利用宗法关系来治理商帮。徽商不用股权、奖金等激励成员，而是用族法家规来约束成员。
晋商所在的山西，没有形成强大的宗族制度，只能利用同乡资源和股权、奖金等手段来激励成员。为了防止一些弊端，晋商的规章制度也比徽商要严格得多。与徽商相反，晋商排斥亲族，他们认为亲族关系会影响商业圈中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都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机遇，两大商帮的兴衰，都是因为政府对盐业政策的调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两者都以传统文化作为本身之本，晋商与徽商两大商帮成功的治理模式对于现代企业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